社企擴大規模時所面臨的困局(一)
經過幾年努力,為公益性事業貢獻力量的社會企業和社會創新,在公司或項目發展初期,可通過社會的慈善基金平台或政府的社區扶助計劃如「夥伴創自強」和社會創新基金(社創基金)獲得種子基金的支援。
愈來愈多出色的社企在過去幾年都獲得了10萬至100萬港元的資金支持,助其度過初創的成長期。如社創基金資料所顯示,在過去的兩年中(2015-2017),獲得資助的項目有59個,為兒童、長者、殘疾人士、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等人群提供了教育、資源、人生規劃、培訓、就業、社會共榮、改善心理健康等不同類別的產品和服務。
社創基金提供給社企意念的發展基金一般為10萬港元,而初創階段和成長階段的社企,獲得的資金規模則是10萬到300萬元不等。當年輕的社企獲得了些許成功,想要爭取更多的資金令自己的企業規模增大,發展出更成熟的營運時,獲取300萬至1000萬元的創效投資則會成為成長路上的一大難題。
本地融資具先天不足
未來繼續以獲取政府或私人機構「補助(grant)」作為支撐社企擴張的唯一渠道顯得問題多多。以政府設立的社創基金為例:首先,基金能承擔的資助金額難免有限,使用公帑支援企業的方式也受到各方面的限制。當資助社企的金額超過一定額度,達到數百萬元時,來自公眾的壓力會變得愈來愈大。其次,大額補助難免帶來的錯誤「信號」有可能會激勵某些「尋求補助者(Grant-seekers)」把發展企業的能力和服務社會的精神轉移到如何申請撥款上來,可能會造成大量像新加坡「殭屍企業」的公司出現;另外,更大額的撥款意味着社創基金秘書處、專責小組等相關人士的責任和壓力變得更大,如何確保和激勵這些成員敢於承擔更重的責任,或引入更多的監督機制,是擴大補助額度時須解決的問題。
最後,社創基金已經設置了眾多的程序以確保所投資的項目與基金的宗旨和原則一致,但作為具備創造力和創新精神的企業來說,保持發展的自主性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擴大對社企的補助或許會令企業發展受到更多的限制。這些,都令社企在尋求更多的資金時進入困局。
另一方面,社企在香港進行商業融資時具有先天性的不足。香港社會信奉市場,來自於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的觀點:商業的社會責任是增加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令大家認為投資企業就是為了獲得利潤最大化,而創效投資只會減少回報。商業的準則暗示投資者,企業要實現社會責任,最好的途徑是在市場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多賺錢,再把錢捐獻給有需要的人;但顯然,社企的目的與這種標準並不完全相符。
目前,社會上已有愈來愈多的投資者如SIP、RS Group、SOW Asia、Wyng43等機構對投資社企、創效投資的興趣在持續上升,他們在不斷尋找具有高效益的社會企業,但並沒有進行大量的投資。其中的原因,包括缺乏具有說服力的發起人作為先行者,為投資社企謀劃出一個合理的前景及塑造認受性;亦包括社會現時缺乏足夠的能力提供適合社企擴張的訊息流動、法律支撐等基本的條件和環境。一般來說,投資者普遍認為香港社企缺乏影響力、遠景和擴張前景,導致社企在獲取實質的投資時止步不前。
從整個香港市場環境上來看,社企想要擴大在香港的運營規模也面臨着許多困境。香港作為一個發達城市,人們須咬緊牙關才能度過的赤貧狀況較少。如印度,當飢餓和流行病盛行時,慈善機構和社創基金能較容易的做出投資決定,把錢用於解決基本生存的問題上。但在香港,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和許多非政府的機構提供了較為完善的服務,即使社會貧富懸殊,亦很少出現因飢餓、流行疾病而死的群眾。在過去的10年中,包括社企在內的機構為弱勢群體提供就業支持和培訓,提高收入、促進融合方面已做了很多,防止了許多掙扎於生存線之上的問題出現。因此,提供給大型社企服務於金字塔最底層(bottom-of-the-pyramid)需求的機會較少,社企在其中很難找到很大的用戶市場。
當然,住房、教育、老齡化,其實和醫療等諸多深刻的社會問題確實存在於香港社會中。社企在種子階段之後,從公共計劃、創效投資或風險投資中尋求擴張資金都會面臨困境。以下是兩種典型的情況導致上述的困難出現:
情況一,由於金字塔底層(bottom-of-the-pyramid)用戶的市場較小,社企在金字塔底層市場難以吸引到龐大的用戶為其提供服務。而傳統的社會服務提供商和訊息技術公司令這些「迴避」市場(shunned markets)長期保持一種穩定的狀態。當發展出一個 「有利可圖」的「迴避」市場時,許多公共服務機構會直接取代社企進入這些領域。社企「有機上網(Weborganic)」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社企在發展出為有需要的學童提供優質的電腦和上網工具這一發展模式後,就被社會福利計劃所取代。「平安鐘」服務或許也可被視為另一個例子。在這種情況下,當社企在某一「迴避」市場上找到了方向,但市場過小容易被取代時,社企想要擴大規模則必須在其他地方尋找更大的用戶市場,如海外擴張。但本地資金和公共機構投資的資金通常會被限制在香港範圍內使用。因此,投資者會質疑這種社企能否擴張成功。作為社企創辦人,面臨擴張則會脫離現行政策或失去本土市場和公共部門的支持等風險時,或許會發現保持現有的規模是更好的選擇。
被質疑能否有最優化回報
情況二,通常經歷過種子階段,運營到一定程度的社企,他們都從某個迴避市場開始發展,找到了一條可行的商業模式或特有的基礎來推動其業務,從而為更多的客戶提供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此時,他們所面對的市場很有可能不會再局限於「迴避」市場(shunned markets)的用戶,而更多的面向各個階層的所有人群,包括中層或富裕人家。如Snapask, 最初為幫助無法負擔課外輔導班的學生補課,現在則發展為線上配對補習應用。
這類企業,他們從低收入的老人、孩子、家庭主婦和病人開始發展,但他們的解決方案也適合有能力支付市場價格的普通人。這些社企,能夠同時服務低收入和普通人群兩個市場時,而實際上亦能夠用普通市場賺來的利潤直接或間接的補貼弱勢客戶。但在尋求投資時,它們卻面臨另外一套困境。若他們突出自己能帶來高回報的商業模式和技術,社會資助者包括慈善機構將建議他們去尋求風險投資。雖然這些社企具備創造社會效益的能力,他們在正常市場內賺取利潤,但慈善投資、創效投資機構看來,操作手法、投資目標並不相符,這些投資機構沒有必要為此打破自己的投資準則;而當這類社企去尋求風險投資和商業投資時,又會被質疑服務於「迴避」市場(shunned markets)的低收入人群是否能夠帶來最優化的回報,質疑企業是否有必要在社會創效方面進行投入,令投資者承擔不必要的風險。
這些困境,令社企在擴張規模時停滯不前,若得不到資金,發展機會便會流失,創業的激情也將逐漸消逝。這其中的鴻溝須搭建合適的橋樑才能推動香港社企的發展。筆者將於後續篇章提出建議。
區玉輝為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香港社創基金委員。文章僅為個人觀點,不代表基金意見。
文靜為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項目聯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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