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辦生科院 看科技業興衰

從創辦生科院 看科技業興衰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主任 區玉輝

對大部分本地投資者及企業而言，生物科技是陌生的行業。在近年蓬勃興起的創業圈中，普遍是與資訊科技或財務、環保相關的產業，即使與醫療相關，一般都只是儀器、檢測或保險類創業，藥品、疫苗、DNA圖譜等含前沿科技的項目比較少出現。當提及生物，一般可能想到的一是食物，二是健康及醫療，這些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好像是理所當然的，大家不會想到它們背後的科技，亦因此缺乏誘因去了解更多。

其實生物科技的研發在香港已有一段頗長的歷史，當中不乏人們熟悉的成果，只不過相比資訊科技，此領域需要用到較少為大家所觸碰的知識去理解。聯交所開拓生物科技企業上市，不啻為投資者、研發者及大眾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

近日，筆者因寫作一本創業書籍的關係，走訪了何國強教授。他是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下稱「生科院」）的前院長，亦曾領導中大生物化學系，現在是該校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的顧問。相信只有少數香港市民聽說過生科院，想起的可能以負面新聞居多。

該生科院於1988年開幕時，到訪的新聞界就曾以「空殼」來形容這個擁有當時香港唯一的GMP生產設施、各種先進實驗室但沒有「人氣」及活動的地方。經歷幾任院長，又出現2002年初中大與工業貿易署較勁的一幕。

何教授於2003年接手「爛攤子」，靈活經營，令它「起死回生」。到他退任時，生科院已累積了充沛盈餘，更帶動不少生物科技研發。筆者要藉對何教授的訪問，檢討一下香港生物科技的發展與當中的得失。字數所限，本文先回顧前期發展背景，下回再專注於歷程及得失。

「嘉美雞」項目 得嘗勝果

1976年創立於美國的Genentech是公認的生物科技企業起始點。創辦人Robert Swanson首先展示基因剪裁的可能性，生產第一件生長激素，證明生物科技可以大規模合成生物需要的蛋白質，之後更率先推出人工胰島素。矽谷的創投人投資Genentech獲取巨利，帶動創投行業關注生物科技的投資，支持生物科技研究及企業發展。

據何教授所述，七十年代的香港雖然研究並不盛行，亦沒有多少經費，但港大醫學院的教授及簡悅威就發明了檢測地中海貧血症的方法，並在美國發展起來，賺了不少錢。生物科技的研究其實在本港一直小規模地存在。

1978年第二任中大校長馬臨上任之後，開創先河設立了生物化學系，又找到當時的裘槎基金會（Croucher Foundation）捐款50萬元成立了生物科技實驗室，開放給研究者使用。何教授憶述當年他們邀請Amersham（知名檢測放射物廠商）辦了首個工作坊，闡釋英國的遺傳指紋分析技術（後為香港警隊採用，其中一位參與者更依此方法，用DNA檢測將「雨夜屠夫」林過雲緝捕歸案）。

生物科技的發展在1998年因工業發展基金的成立而得到促進。事緣當時的高錕校長大力推動研發，除了他熟悉的資訊科技，生物科技在他眼中亦深具前景。時任署長葉劉淑儀積極配合，推出了工業支援基金支持研發。何教授憶述了幾項後來有重要成果的項目。其一是市民津津樂道的美食「嘉美雞」，原來它源於港大一個食用雞基因項目，其目的是在已雜交的雞隻中梳理出不同品流的種類，還原最原味「純種」食用雞。

八十年代做一個這種前瞻漁農項目，並不為人所明白，亦沒有多少人看好支持。若非署長在訪美時諮詢了當地的專家，認可以基因技術發展農業，亦頂住壓力堅持撥款，該項目可能已經胎死腹中，市民大眾就會少了一種獨特的本地食材。

另一有重要成果的項目為走紅過的「三冬茶」。其主管人胡秀英教授是植物學權威，追蹤華南草藥根源，進行分類及基因檢測。後來健康工房得到授權，售賣成藥「三冬茶」。它對南方潮濕天氣常引起的熱氣外感特別有效，然而令人扼腕的是，行銷幾年建立品牌後，因《中醫藥條例》的缺失未能「合法」註冊而下架。

筆者等支持者感到啼笑皆非的是，原來該條例在草擬時只包括了中醫典籍裏的傳統藥方，所諮詢的內地北方中醫藥權威對此南方中草藥亦沒有足夠認識，故其沒有包括在內。一種多年來造福華南病人千萬、用嚴謹科研支持的現代化中草藥竟然落得如此令人唏噓的下場！

自「三冬茶」在2015年下架後，仍然有捧場客在網上查詢。既然政府資助了研發，為何自己立典的條例又排除「三冬茶」，浪費公帑及企業、大學的投資？出問題的是諮詢過程沒有包括本地專家，還是部門間各自為政，缺乏統籌？值得大家思量，以令生物科技研發不至於因人為因素失敗。

當然，生物科技研發在九十年代是新事物，挫折在所難免，甚至是無可避免。可幸的是，何教授提到的第三個工業支援基金撥款項目，即盧煜明教授主持用孕婦血液檢測嬰兒基因疾病的項目，就在多年後獲得空前成功，最重要的是為全球開拓了「液態生物檢體」的技術。他開創的公司Cirina與美國基因檢測同業GRAIL合併，之前盛傳會來港IPO，以90億美元估值上市。何教授推崇政府對生物科技研發的投入，當時雖然不為人們支持，覺得浪費公帑，事後看來，只要能持續投入，生物科技能證實「Hi Tech都可以撈」。

分享知識產權 策略錯誤

說回生科院的發展，高錕校長上任不久，就在原來科研基礎上積極籌劃，而賽馬會慈善基金亦願意投入，促成了生科院的興建。建院時的一段插曲亦頗堪玩味，原來賽馬會共3億元的撥款被一分為二。高校長原意是創辦一所供全港大學共用及共管的設施，促進跨系甚至跨院校合作，但當時同在籌備委員會的科大吳家瑋校長持不同意見。

木訥睿智的高校長遇雄辯滔滔的吳校長，雙方爭持不下。最後科大取得1億多元建立了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自行營運；中大則以餘錢興建了坐落在校園的4層現址，在多個院校代表組成的董事會監督下，聘請林文傑為第一任院長，開展建院工作。

若果當日院校間能摒棄門戶或個人之見，共同推動生化科技，讓一次成功的合作成為進一步合作的誘因，成果或會更豐碩亦未可料。當然，勉強合作，亦可能會因觀點不同、缺乏共同目標及基礎而導致內耗。事實上，要多方協作談何容易，生科院最後亦回歸中大自行掌管。

第一任院長履新後，隨即以所持基金進行高規格的建設（如前述的實驗室、生產設備等），提領業界進步。當時的策略是吸引研究者及廠商進駐、使用設施、分享研究成果的知識產權，由產權未來所得支持生科院持續發展。可惜事實證明此策略是錯誤的，與現實出現落差。最大的問題是產權對研究者非常重要，他們願意分享營運所得，但以分享擁有的產權去取得進駐、使用設施的權利，代價實在太高。

況且，當時香港的創新氛圍低迷，會使用生科院的廠商及研究者不足，法規亦並未配合（仍沒有要求中藥廠商生產要符合GMP規格的日程），故使用者稀少。可謂出現了因擔心投資不能轉移、被「套牢」導致損失而令投資延遲的情況。生科院遂淪為「大白象」，維護先進設施的日常消耗巨大，建院亦用去了大部分資金，沒有能力去資助有興趣的使用者。後來經過多年及多任院長的努力，方扭轉形勢，達到成立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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